从2018年第一个任期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就不断宣称发动贸易战是为美国普通劳动者赢回工作岗位，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也附和了这一叙事。“制造业回归”似乎成为美国提高关税、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某种正当理由，似乎美国“铁锈带”的衰朽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是国际竞争造成的。情况真是这样吗？美国通过贸易战真的能够实现制造业重新振兴吗？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政府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工具，欧美制造业从这一时期大规模向东亚转移。这一产业转移进程不是偶然的，而是美西方国家刻意推动实现的。
除了环境保护、劳动力价格因素，美西方推动制造业转移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欧美资本扩张的主要形式。与产业资本的增殖模式不同，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轻固定资产，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获得快速资本回报。金融资本在经济波动的适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其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能盈利，甚至有时还利用资本故意制造经济波动，波动越大获利越丰。相比之下，产业资本的盈利模式要保守得多，故而逐渐被金融资本排挤而被迫向外转移。
其次，缓解劳资矛盾。一般而言，强大的制造业会创造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易引发激烈的劳资矛盾。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实行重视福利的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缺少国际竞争的压力，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相对富足，阶级矛盾也较为缓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欧洲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避免再次出现尖锐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从2018年第一个任期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就不断宣称发动贸易战是为美国普通劳动者赢回工作岗位，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也附和了这一叙事。“制造业回归”似乎成为美国提高关税、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某种正当理由，似乎美国“铁锈带”的衰朽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是国际竞争造成的。情况真是这样吗？美国通过贸易战真的能够实现制造业重新振兴吗？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政府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工具，欧美制造业从这一时期大规模向东亚转移。这一产业转移进程不是偶然的，而是美西方国家刻意推动实现的。
除了环境保护、劳动力价格因素，美西方推动制造业转移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欧美资本扩张的主要形式。与产业资本的增殖模式不同，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轻固定资产，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获得快速资本回报。金融资本在经济波动的适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其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能盈利，甚至有时还利用资本故意制造经济波动，波动越大获利越丰。相比之下，产业资本的盈利模式要保守得多，故而逐渐被金融资本排挤而被迫向外转移。
其次，缓解劳资矛盾。一般而言，强大的制造业会创造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易引发激烈的劳资矛盾。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实行重视福利的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缺少国际竞争的压力，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相对富足，阶级矛盾也较为缓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欧洲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避免再次出现尖锐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如今，上述这两个重要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美国怎能有条件和动力真正推动实现制造业回归呢？
不仅如此，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归还面临着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困难：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如果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需要大规模更新改造其基础设施。但无论是供电供水还是铁路公路，美国当前都不具备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改造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完成。以美国当下的财力和建设效率，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是产业结构难以大作调整。美国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主要来源是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近年来，美国GDP增长主要是靠服务价格增长，而不是服务数量提升。按照汇率计算，2024年中国GDP是美国的65%，但中国发电量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美国在电力供应基本没有增长的情况下，GDP居然持续增长，说明其产业结构已严重脱离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意味着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本主义政治主导之下，不符合资本增殖规律的改变如何得以实现？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矛盾。如果制造业回归，企业必须降低产品成本，以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需要实施弱美元政策。但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填补经常项目赤字、抑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及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则需要强美元政策。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毫无疑问，美国会选择强美元政策，因为强美元是美国拥有全球霸权的基石。在强美元约束下，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美国是不现实的。
因此，美宣称加征关税、大搞贸易保护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工人抢走美国国内工人的饭碗，显然只是政治上的托词。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美国无疑获得了世界经济再生产中最丰厚的回报，但由于其将大量资源用于对外战争而非重视民生，加上在国内二次分配时缺乏调节，才导致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19世纪70年代后，保护性关税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工具。美国自19世纪晚期到一战之前一直采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工业发展。1890年至1913年，美国的平均关税在40%以上，而同时期其他主要工业国的关税都很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更是接近于零关税。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美日贸易摩擦后签署“广场协议”，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导致日本后来长期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案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的美国制造贸易摩擦是为了与他国竞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避免在竞争中被外国企业击败。
然而，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摩擦与之前的案例大为不同，美国在很多生产领域已经丧失竞争优势。按照联合国《工业化的未来》报告统计，中国在2023年全球工业产值中占比为35%，名列首位，美国次之(12%)，日本第三(6%)。美通过提高关税限制从中国进口的相当比例产品，其自身并没有能替代的产品，且中国之外也同样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不仅如此，很多中国输美产品的价格弹性很小，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美国提高关税几乎无法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将被动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推高美通货膨胀。
总之，由于没有可替代方案和国内有效供给，美国提高关税难以实质性影响中国对美贸易；受制于自身经济架构和政治体制，提高关税也无法有效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如今经济困境的形成有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的深刻原因，与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的盛衰密切相关，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关税政策就能扭转。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琪，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薛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