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当下，人们或许比以往更有体会。
过去的30年间，世界上的新发明新创造不断涌现，但革命性地关键技术领域却陷入了“大停滞”状态。人们迫切地呼唤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但受国际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保守博弈取代开放包容共享，国际交流越发复杂与不确定，科技创新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2年底，横空出世的ChatGPT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智能科技的想象，加剧了基于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新一轮数字产业科技竞争，而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得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加速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外经所原所长张燕生在其新著《科技创新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明确表示，未来国际格局必然会出现巨变，全球产供链也将发生变化。不同国家基于安全、韧性、去风险而选边站队，将成为世界未来一个时期的主流趋势。
“未来世界是单极还是多极？之后十年将决定基本格局和大趋势的总体方向。”张燕生在书中提到。
在张燕生看来，时间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变量，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是智慧的函数，也是时间的函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如何实现换道超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张燕生主张，未来十年，是最为重要的窗口期，赢得窗口期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人才和研究性大学，二是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三是法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张燕生提到金融是决定我国能否成为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当前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激励效应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深度都需要加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当下，人们或许比以往更有体会。
过去的30年间，世界上的新发明新创造不断涌现，但革命性地关键技术领域却陷入了“大停滞”状态。人们迫切地呼唤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但受国际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保守博弈取代开放包容共享，国际交流越发复杂与不确定，科技创新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2年底，横空出世的ChatGPT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智能科技的想象，加剧了基于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新一轮数字产业科技竞争，而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得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加速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外经所原所长张燕生在其新著《科技创新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明确表示，未来国际格局必然会出现巨变，全球产供链也将发生变化。不同国家基于安全、韧性、去风险而选边站队，将成为世界未来一个时期的主流趋势。
“未来世界是单极还是多极？之后十年将决定基本格局和大趋势的总体方向。”张燕生在书中提到。
在张燕生看来，时间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变量，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是智慧的函数，也是时间的函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如何实现换道超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张燕生主张，未来十年，是最为重要的窗口期，赢得窗口期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人才和研究性大学，二是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三是法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张燕生提到金融是决定我国能否成为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当前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激励效应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深度都需要加强。
张燕生坚信，只要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未来窗口期的十年中国会取得更大成绩。
2024年或是高技术产业的“大年”
时代财经：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9.9%和11.4%，但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仅2.7%，录得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为何出现下跌？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燕生：个人觉得增速的下降可能存在三个方面因素。首要因素是，2023年是一个“小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都承压，世界范围内总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也处于增速换挡提质的阶段。因此，基本面上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高技术产业的增长。
第二个因素可能跟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金融资本回流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关。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变动重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延伸至对科技的围堵。从数据上来看，仅进出口一项，2023年中国对欧美出口就出现了较大降幅。
第三个因素可能与我国高技术产业产能过剩有关。我国高技术产业长期存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发展前景较好、见效较快的产业，各地区都争抢着列入新增长点，补贴、投资、信贷资金大规模涌入，部分企业也会不论条件，盲目跟进。一哄而起的结果就是形成过剩产能，造成价格战，导致收益下降。
从国内来看，高技术产业囊括了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而这些领域是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的重点领域。如何确保高技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可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个人认为2024年，有可能是高技术产业的一个“大年”。尽管美国经济可能因为党争出现下滑，但世界更多经济体还是朝着恢复的趋势向前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对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预测是3.3%，高出2023年增速2.5个百分点，中国进出口规模从2023年底就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此外，中央多次明确强调，2024年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从宏观基本面上对2024年经济的支撑托底会优于2023年，而高技术产业往往是率先恢复的领域。
时代财经：你曾在书中提到，金融决定了我国是否能成为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企业融资体系的堵点在哪里？
张燕生：从储蓄上来讲，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高储蓄国家，大体上可以说我们不缺钱。但中国缺少能将高储蓄率转化成高效率投资的金融体系。
目前，国内直接融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都较为薄弱。由于国内股票市场发展尚处于转型中和发展中，因此，股市的财富效应和激励效应比较低。这在很大程度反映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深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制造业中，民资加外资的比重超过70%以上，说明我国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是开放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此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相反，中国金融领域的民企加外企占比还不到10%。
加快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提升金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治理能力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对于当前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需要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实际上，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小微企业都需要扶持性政策支持，包括在普惠金融、共性技术、品牌打造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建立公益性、公共性帮扶平台，提供提供融资担保、发展经验和能力提升在内的帮扶措施。
行政化干扰是科技领域改革的大问题
时代财经：书中提到“时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如何赢得“时间窗口”？
张燕生：未来10年是中美技术能力、产业能力、金融能力竞争的关键时期。而从发展阶段来看，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上述三项综合能力都远强于中国。中国能否赢得窗口期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人才和研究性大学，二是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三是法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6.57%(2022年)，真正把科学发现和基础研究搞好，把基础研究占比提高到世界主要国家同等水平，我预计还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这需要我们找准重点方向，针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行攻关，在不能全面铺开的情况下，至少要做到集中优势。
金融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是当前教育与科技领域，体制机制行政化的干扰太大，要尊重科学常识、科学规律、科学的底层逻辑，这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时代财经：近些年，我国科研体系水平得到十足进步，但同时作为指挥棒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唯论文论”，过度关注热点，而忽视基础科学、理论原理研究等问题。同为学者，你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
张燕生：“论文评价”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评价体系，但不能“唯论文”。
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动不动就要考核科研成果，搞末位淘汰。实际上，越是重大的科学问题、技术难题就越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以社会熟知的光刻机、光刻胶为例，中国投入巨额资金，举全国之力，攻关多年，但目前进展仍然缓慢，与世界先进制程技术设备相比仍存在明显代际差距，这难道是因为科研工作者没有努力而导致的吗？所以必须尊重客观发展规律。
另外，要从对论文数量的追求转变为对论文质量的追求。如果追求世界一流的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同行专家组来评议学术水平和成果，不能只在自己的小圈子转。此外，在一些新兴领域，我们要能容错。
实际上，国家对大学和研究院所的投入是巨大的。从国家整体收入层级来看，大学教授、高级科研人员的薪资收入也属于高收入行列，但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的大学与科研院所整体上仍处在世界第三方阵，较处在一流水准的美国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科研经费投入用在写论文上了，没有真正去推动解决一些科学技术工程的基础性问题。
按成绩进行普职分流的制度需要改革
时代财经：你在讲到全球视野科技创新时，提到了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与产学研结合。当前我国也正在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但普职分流曾引发较大的社会焦虑。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为何难以进行？
张燕生：普职分流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按照成绩高低来决定谁可以上高中，谁得去职校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这是人为的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我们需要尊重孩子意愿，尊重孩子们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用升学率的指挥棒来筛选学生。如果有50%的学生愿意去职业学校，那自然最好，但如果只有30%愿意，我们也得尊重，而不是强行再分配20%的学生。
中国在历史上就有将体力劳动视为低人一等的习惯，对于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化要进行变革。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技能劳动也能带来利好，过上好日子，也有明确的晋升空间。
时代财经：书中提到，当前世界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将出现机器换人的技术进步效应。但“机器换人”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我们如何缓解技术升级前夕的结构性失业？如何避免贫富分化等负面影响？
张燕生：“机器换人”得到发展后，会出现结构深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延伸服务工作岗位。换而言之，机器换人”创造的工作岗位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更多新产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从这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拔苗助长或限制新技术的发展。
对于财富分化的问题，国际上在讨论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本福利制度，这个制度不关乎工作、年龄、技能、性别，人人都能享受。而科技创新恰恰能带动整个社会的基本福利提升，当物质充沛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基本需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人的追求将会变得更加多元。
对于“富”的定义将不再以物质上占有的多少为标准。
时代财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以55.3分在132个排名对象中位居第12位，较2020年排名再度上升两位。你认为过去，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成绩主要有哪些原因？未来国际科学技术竞争中，过往经验又是否适用？
张燕生：对“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理论和政策的坚持，是45年来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因素。不仅在科技创新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在全社会正形成广泛的共识。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当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正面对着新的形势。美国在推动科技脱钩、产业脱钩、贸易脱钩，我国学习自然科学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学术交流受到各种阻力和干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与一线科学家交谈中发现，他们对于攻克科研难题，追赶先进技术充满信心，我个人也坚信，只要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未来窗口期的十年我们会取得更大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