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IPO | 天津同仁堂IPO前夕“改造”财报，半数医药销售人员为“临时工”
红周刊 记者 | 王宗耀
虽同为“百年老字号”，但不论经营规模还是产品知名度，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就其招股书以及其在新三板发布的财报等诸多信息来看，其经营中仍有很多瑕疵存在，若不能及时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公司的上市进程。
作为“中华老字号”之一，天津风味食品三绝之首的“狗不理”包子不仅在今年上半年退出了北京市场，且在其“大本营”天津也出现餐饮门店收缩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公司管理层在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上或存在一定的瑕疵。相较“狗不理”的战线萎缩，实际控制人张彦森和高桂琴夫妇旗下的另一家公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堂”)却发展的似乎很顺利，不仅近几年的营收和业绩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且还在今年向深交所递交了拟在创业板IPO的招股书。
作为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天津同仁堂的名字与北京同仁堂均包含了“同仁堂”三个字，再加上两者主营业务都是药品制造，仅从字面来看，是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天津同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天津分公司，而如此的错觉也难免给人一种“蹭流量”的感觉。事实上，据招股书披露，天津同仁堂也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其前身天津同仁堂制药厂于1994年12月被认证为“中华老字号”；“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太阳)”于2006年11月被商务部认定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虽同为“百年老字号”，其不论经营规模还是产品知名度，与北京同仁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此次公司虽然拟在创业板上市，但从其披露的招股书以及在新三板发布的财报等诸多信息来看，公司在经营中是存在很多疑问的，譬如财报内容在IPO前被大量更正，销售人员中有大量为“临时工”等，这些疑问若不能很好解释，或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其能否顺利上市的障碍。
红周刊 记者 | 王宗耀
虽同为“百年老字号”，但不论经营规模还是产品知名度，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就其招股书以及其在新三板发布的财报等诸多信息来看，其经营中仍有很多瑕疵存在，若不能及时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公司的上市进程。
作为“中华老字号”之一，天津风味食品三绝之首的“狗不理”包子不仅在今年上半年退出了北京市场，且在其“大本营”天津也出现餐饮门店收缩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公司管理层在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上或存在一定的瑕疵。相较“狗不理”的战线萎缩，实际控制人张彦森和高桂琴夫妇旗下的另一家公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堂”)却发展的似乎很顺利，不仅近几年的营收和业绩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且还在今年向深交所递交了拟在创业板IPO的招股书。
作为一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天津同仁堂的名字与北京同仁堂均包含了“同仁堂”三个字，再加上两者主营业务都是药品制造，仅从字面来看，是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天津同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天津分公司，而如此的错觉也难免给人一种“蹭流量”的感觉。事实上，据招股书披露，天津同仁堂也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其前身天津同仁堂制药厂于1994年12月被认证为“中华老字号”；“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太阳)”于2006年11月被商务部认定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虽同为“百年老字号”，其不论经营规模还是产品知名度，与北京同仁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此次公司虽然拟在创业板上市，但从其披露的招股书以及在新三板发布的财报等诸多信息来看，公司在经营中是存在很多疑问的，譬如财报内容在IPO前被大量更正，销售人员中有大量为“临时工”等，这些疑问若不能很好解释，或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其能否顺利上市的障碍。
主要产品成本被“更正”减少
天津同仁堂不是首次提交上市招股书，其在2018年就曾递交过在主板上市的招股书，但在2020年12月时，公司向证监会申请撤回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文件。今年4月10日，公司再次递交招股书，只不过这次由主板“改道”创业板了。
有意思的是，在此次“改道”之前，天津同仁堂先“改造”了自己的财务数据，不但对2020年财报进行了更正，且连2019年和2018年的财务数据也一并进行了更正。作为一家在新三板挂牌公司，再加上其曾提交过主板上市申请，理论上，其财务数据上不应该有太多问题才对，可此次递交上市材料之前却大幅更正了以往财报数据，显然让人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事实上，若对比更正前后的财报数据，确实可发现其中是存在很多令人不解之处的。比如说其2020年的数据，对比财报更正前后，主营产品的成本虽然从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却将主要产品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的成本均进行了下调，其中肾炎康复片的成本调减近100万元，血府逐瘀胶囊的成本则调减104万元，脉管复康片的成本调减31万元。对于这一变化的原因，更正公告中并没有给予相应解释。
要知道，报告期内天津同仁堂的收入中有八成以上是来自这三款产品，将这三种主要产品成本下调，而将相应变动的成本全部转到了其他产品身上，这一操作好处在于，总成本虽然不变，但相关主营产品的毛利率却得以提升了，使得主要产品的盈利能力显得更加优秀。而至于其他产品，虽然毛利率会有相应减少，但主营核心产品才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于，这种随意调节财务数据却不给出合理解释的行为，真的很合理吗？
被“抹去”的大供应商
有意思的是，更正之前，2020年的五大供应商排第三位是“天津十全农产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宏仁中药加工厂”，年度采购占比达8.51%，而更正之后，这位供应商从其前五大名单中消失了，其原来的第四位和第五位供应商排位顺序上升，而第五位供应商则多出了“大城县合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年度采购占比为4.91%。更有意思的是，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来看，更正前后的数据均有明显变化，竟然没有一个数据是相同的。
那么，“天津十全农产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宏仁中药加工厂”供应商又去了哪里呢？根据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来看，该供应商所涉及的这两家公司都是天津同仁堂的房东，天津同仁堂及其子公司租赁了这两家公司的房产用于生产。查看其2018年递交的主板上市招股书，可发现从2015年到2017年，天津十全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全农产品”)、天津市宏仁中药加工厂(以下简称“宏仁加工厂”)均在天津同仁堂的前五大客户之列。
另外，根据天眼查网站查到的信息来看，这两家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尹成军控制，注册资金均为50万元，其中十全农产品成立日期在2014年12月，而宏仁加工厂成立时间在1990年5月份。在2021年5月之前，十全农产品的主营业务范围为“农产品的初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中并没有中药材相关业务，直到2021年5月，也就是天津同仁堂此次IPO之前，其才将经营范围做了变更，增加了中草药购销等业务；而宏仁加工厂此前的经营范围主要为中药材加工、普通货物运输业务，也是到本次IPO之前，其将主营业务范围也做了变更，增加了中草药购销、食品加工、机械租赁等业务。
在财报更正之前，截至2020年末，“天津十全农产品有限公司、天津市宏仁中药加工厂”仍然是天津同仁堂的大供应商，但而在此次IPO之前，天津同仁堂竟然连续发布三份更正公告，将2018年至2020年三年中，该大供应商的身份完全给“更正”没了，如此情况显得相当奇怪，其背后是否是因为存在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天津同仁堂对其大量采购，怕遭牵连而影响自己IPO发行，刻意将该大客户隐去了呢？
销售、采购数据更正过于随意
作为一家2018年就曾递交招股书拟登陆主板的公司，天津同仁堂的财务制度理应很完善才对，可令人不解的是，根据其对2018年的财报更正公告，公司竟然将2018年前五大销售客户的销售金额都搞错了，在原公告中，其当年对第二大客户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为10428.15万元，而更正后，其对该客户的销售金额竟然变成了10239.92万元，前后相差将近190万元；对第三大客户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额则存在少计情况，更正前为9384.99万元，而更正后则增加到了9515.98万元，少计130余万元。
同样，其对其他几位客户的销售额也大多进行了更正，前后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大客户的销售额如此简单的会计事项，尚且不能准确入账，还需要上市前进行调整，那么其披露的其他财物数据的真实性又如何能让人相信？
另外，对于其报告期内的大客户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在其2018年和2019年更正后的财报中，均表示“本公司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除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外)已无关联关系。”可事实上在招股书中，其又将该公司当做关联方进行了披露，如此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实在令人迷惑。
根据其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显示，2018年年报更正之前，其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合计为6633.47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60.23%，进而推导出公司当年的采购总额应为11013.56万元。可随着财报的更正，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变成了6442.46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变成62.50%，按照这一比例计算，则其当年采购总额变为10307.94万元，比财报更正前少了700多万元。
有意思的是，更正前后的数据差异如此之大，公司竟然没有对差错产生的原因给出任何解释，很显然，这样的财报更正可信度是令人质疑的。
员工人数之谜
根据招股书披露，报告期内天津同仁堂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66亿元、7.44亿元和8.18亿元，增长率分别为6.85%、11.82%和9.93%；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1.77亿元、1.85亿元和1.97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7.54%、4.51%和6.40%。总体来看，其收入和利润增长率虽持续增长，但并不算快。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根据公司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员工总数分别为830人、794人和698人，其中2019年和2020年其员工总人数分别下降了4.34%和12.09%，那么，在其收入和利润双双增长的情况下，为何公司员工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不断减少呢？难道其有了新的生产技术或者增加了机器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来看，并没有发现其有什么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重大新技术出现，而固定资产方面，报告期内的金额分别为2.38亿元、2.36亿元和2.36亿元，基本无变化，这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并没有增加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机器设备。
当然，如果是因为企业产品产销量下降，而单价大幅上涨导致销售额和利润增长，那么员工数量减少也能解释，但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来看，报告期内，公司三大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均有持续增长，而售价方面，三大产品各种规格的价格呈小幅波动趋势，整体变化并不算大。如此情况反映出，其员工数量持续减少与公司业绩变化趋势是并不相符的，很显然这是有些不符合常理的。
半数销售人员是“临时工”
还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同仁堂与大多数A股公司不同的是，其不但招聘全日制员工，而且还雇佣了大量非全日制员工。根据招股书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总数中全日制员工人数分别为656人、659人和610人，非全日制员工人数分别为174人、135人和88人，其非全日制员工人数分别占到了员工总人数的20.96%、17.00%和12.61%，如此高的占比着实令人惊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解释，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而且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同时，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这就意味着非全日制员工不但可以在多家公司兼职，而且随时可以通知对方终止用工，具有一定的“临时工”属性。
那么天津同仁堂雇佣这么多非全日制员工到底干什么呢？从其招股书给出的非全日制员工使用情况表来看，其非全日制员工中，不但有大量的销售人员，还有一些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天津同仁堂如此用工着实令人迷惑，非全日制员工具有很强的临时性，而且随时存在离职的可能，极不稳定，而天津同仁堂却雇佣不少这样的“临时工”做管理人员，如此做法让人对其经营管理的稳定性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在其非全日制员工的销售人员中，2018年时，一度达到了174人之多，而全日制员工中的销售人员数量也仅有175人，如此情况意味着，在该年度，销售人员中竟然有一半都是非全日制的“临时工”。
医药产品是关系社会公众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国家在不断出台政策加强对医药产业的监管。近年来，随着国家医疗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尤其是2015年以来，工艺核查、两票制、药物临床数据核查、医保控费、分级诊疗、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等多项行业政策和法规的相继出台，对医药企业的经营模式、产品售价均产生明显影响。
另外，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前审议通过的《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药品销售人员的管理，并对其销售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还要求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对其购销人员进行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建立培训档案等。显然，对于药企的销售人员是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的。
然而，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医药企业，竟然有一半的药品销售人员都是“临时工”，这种做法着实是令人匪夷所思。近年来，有关医药销售人员进行商业贿赂、销售不合规药品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而天津同仁堂竟然选择大量非全日制员工来进行销售，背后的风险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天津同仁堂之所以雇佣如此多的非全日制员工，或许还另有原因。根据招股书披露，报告期内，其缴纳社保公积金的人数分别为634人、635人和599人，有数十位全日制员工未缴纳社保公积金，从公司给出的解释来看，未缴纳者大多数为退休返聘人员。
至于非全日制员工，公司在招股书中表示：“报告期内，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为非全日制员工投保雇主补充工伤保险，不存在规避五险一金缴纳义务的情形。”话虽如此，但从其员工构成来看，非全日制员工数量众多，而且还存在诸多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正如上文分析，这种做法是有悖常理的，如果其真的没有忽视对医药销售人员的管理，那么不排除其很可能借用非全日制员工的幌子来规避“五险一金”缴纳的可能，毕竟这部分人员的“五险一金”所缴纳的费用并不算少，一旦缴纳显然对公司的利润影响是不低的。
(本文已刊发于7月24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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