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首次将“大力提振消费”置于投资之前，凸显消费优先地位，推动消费与投资协同发展。3月16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发布，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加注重消费转型按下“加速键”。
而在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所著的新书《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中，作者为中国消费繁荣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其认为，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社会”的惊险跨越，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工具箱的更新，更需要对整个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新编程：财政政策须由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在“流动性陷阱”中开辟直达消费端的传导通道，建立信心修复的微观机制。消费繁荣的背后，还需要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充分焕发、创造新需求的磅礴力量，以及深化收入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以下文字来自滕泰为本书所写序言《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坎》的文字摘录(较原文有删减和编辑处理)：
未来5～10年，从美国到欧洲，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从出口到海外投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过去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逆周期政策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出现越扩大投资越加剧内需不足的严峻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以及新时期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应该是“十五 五”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过度投资陷阱与消费抑制现象
编者按 ：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首次将“大力提振消费”置于投资之前，凸显消费优先地位，推动消费与投资协同发展。3月16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发布，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加注重消费转型按下“加速键”。
而在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所著的新书《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中，作者为中国消费繁荣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其认为，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社会”的惊险跨越，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工具箱的更新，更需要对整个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新编程：财政政策须由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在“流动性陷阱”中开辟直达消费端的传导通道，建立信心修复的微观机制。消费繁荣的背后，还需要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充分焕发、创造新需求的磅礴力量，以及深化收入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以下文字来自滕泰为本书所写序言《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坎》的文字摘录(较原文有删减和编辑处理)：
未来5～10年，从美国到欧洲，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从出口到海外投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过去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逆周期政策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出现越扩大投资越加剧内需不足的严峻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以及新时期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应该是“十五 五”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过度投资陷阱与消费抑制现象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波动，但这些波动都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速度快慢的区别，我们曾经认为，只要不断扩大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建设更多的住宅、道路和桥梁，经济就能持续增长，没想到这些基础设施、产能、产品、服务都过剩了——原来，光有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还不行，还得有同样巨大的消费能力，才能让经济良性循环起来。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消费繁荣起来，中国经济才能畅通，但中国长期以来重投资、重生产、重出口、轻消费的经济观念仍然没有转变。
面对日益严峻的消费抑制现象，转型迫在眉睫。
跨过这个坎 中国经济一定会更好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建成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然而，从消费不足、企业产品销售不畅等以消费抑制为特征的经济循环中走出来，仅仅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强大的逆周期政策来打破，靠深化改革措施来扭转。也就是说，为了迈过这个坎，需要持续推动中国经济一系列的政策深度转型和深化改革措施。
跨过这个坎，首先要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持，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
考虑到中国当前阶段财政资金用来搞投资的乘数效应略高于1，而用来发放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于3的实际情况，只要持续致力于这一转型，每减少10万亿元低效和无效投资并转而支持消费，可带来30万亿元的总需求，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顽疾可逐步化解，消费繁荣时代必将到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财政资金用于补贴生产者，很多成熟和过剩产业还在享受着地方政府提供的免费土地、代建的厂房、低价的能源补贴、税收减免等，这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还有，那些在20年前用于支持幼稚产业的出口补贴和退税，在出口竞争力已经很强大的今天，也应该尽快取消，否则，虽然补贴了国外消费者，但得到的却是高关税、反补贴税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总之，财政政策必须深度转型，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补贴生产者、补贴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型为惠民生、补贴国内消费者。
跨过这个坎，需要货币政策的创新机制。过去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受到防通货膨胀、防房地产泡沫、防股市泡沫、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政策目标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出现斗转星移的变化，这些目标都已成为“过去式”，尤其是严重落后于过剩经济的现实——在过剩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扩大总需求、防止通缩、防止经济失速、保证充分就业，绝不能因为货币供应不足和实际利率过高，而让经济长期低于潜在增长率。同时，过剩的房地产供给、过剩的上市公司股票供给、过剩的外汇储备等情况，都要求货币政策必须告别刻舟求剑的“过去式”影响，大胆坚决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实际利率，降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为技术创新、消费繁荣、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
为了促进消费繁荣，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尽快从过时的“准金本位”思想中解放出来，还需要探索新的货币流向理论和货币传导机制。过去的货币投放机制，更多是通过支持政府基本建设和企业投资传导的。今后，可考虑如何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探索通过资产市场价格的传导形成财富效应进而促进消费繁荣的新机制。
跨过这个坎，需要深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繁荣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这是抑制中国消费的主要原因。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需要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而就业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又需要以消费的繁荣为前提，这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争论。
因此，从收入端入手促进消费繁荣，当前急需的是通过发钱、发放消费券等一次性收入增长或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等外部力量，打破总需求收缩和收入下滑的循环，启动消费市场；而中长期则应当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减少公共部门、垄断行业和稀缺要素的分配占比，提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建立起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长效机制。
跨过这个坎，需要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中国传统产业中大量企业在有限市场展开过度竞争，转型升级的需求十分迫切。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家电等工业品、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基本需求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未来十几年中国的GDP再增加一倍，14亿人对粮食的需求也会增加一倍吗？中国人对家电、道路运输的需求也会无限增长吗？中国要实现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的转型，不可能依靠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因为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甚至是刚性的。笔者十几年前在《新供给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只有用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想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需要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
跨过这个坎，需要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消费领域占比高，在服务业占比高，也是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只有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才能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繁荣。同时，无论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还是在互联网、商业流通、餐饮服务业等领域，都是民营经济在引领各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只要努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国的消费繁荣时代就一定会到来。
跨过这个坎，需要建设消费型社会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推动消费繁荣、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持续推动居民的消费观念根本转变，致力于打造消费型社会。中国老百姓不仅有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还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过程，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实现价值，所有的要素也只有经过消费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经济发展可以推动消费繁荣，消费繁荣也可以拉动经济发展，消费力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旦在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消费型社会，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不仅经济循环和经济繁荣问题可以解决，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还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于之前40多年，从无到有建设全球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链，形成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素质最高的产业工人队伍，畅通消费、繁荣消费显然更容易，只要执行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改革，将全球最大市场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为中国经济增长重新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只要我们持续推动全社会认知观念转变，进而推动政策和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并最终形成以惠民生、促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内需政策体系和宏观经济治理模式，中国经济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周刊立场。)
